美国约翰斯·霍普金斯大学24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，截至北京时间3月25日上午1点30分，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40万例，达到407485例，全球死亡病例达18227例，疫情已波及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世卫组织已经宣布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流行病。

中国古代将传染病称为瘟疫、疫疠等，最早记录于《素问·本病论》：“民病瘟疫早发，咽嗌乃干，四肢满，肢节皆痛。”近年来SARS、甲流、埃博拉等，包括此次的新冠肺炎都属于瘟疫范畴。据史料记载，中国历史上经常是十年一大疫，三年一小疫。虽然每次瘟疫都会夺走无数人的生命，但这并没有给中华民族带来毁灭性的灾难，也没有阻挡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。那么，在中国古代，没有现代医学知识，没有消毒液，没有高大上的设备，没有防护服，甚至没有口罩的情况下，古人是如何预防瘟疫的呢？

一、设立隔离病坊

公元2年，青周大疫，平帝诏曰：“民疾疫者，舍空邸第，为置医药。”可见当时是由政府安排宅房作为隔离医院，用以治疗瘟疫患者。军队中打仗时感上瘟疫的士兵需要同健康人隔离开来以防传染。唐朝时，还有佛教会设立的“病人坊”用于隔离麻风病人，内有僧人为患者治病，相当现代的慈善机构。由此可见，古人很早就开始使用隔离的方法，切断瘟疫的传染源，阻止疾病的传播。

二、注意饮食卫生

秦汉时期的《汉律》规定“吏五日得以下沐，善休息以洗沐也”。提倡注意饮食和个人的卫生，不食用变质的菜饭。孙思邈也告诫人们：“勿食生肉，伤胃，一切肉惟须煮烂，停冷食之”。元代医家还建议保持口腔清洁，指出：“凡清旦刷牙不如夜刷牙，齿疾不生”。中国很多地区至今还保持着古代传下来的预防保健习惯，如上海人的冬季进补，广东人的中药煲汤，南方的端午节饮菖蒲和雄黄酒等习惯，很多都同预防瘟疫有关。

三、扶正固本祛邪

《内经·素问·刺法论》记载，黄帝曰：“余闻五疫之至，皆相染易，无问大小，病状相似，难施救疗，如何可得不相染易者”？歧伯曰：“不相染者，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”。《黄帝内经》是中医的奠基之作，这段话也是中医预防瘟疫的理论指导。后世医家针对瘟疫的预防基本上都是围绕“养正气辟邪气”的指导思想展开。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，前期不少医护人员被感染，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临床工作压力大，饥饱失常，过度劳累，导致正气偏虚，邪气来凑。

四、佩戴避瘟香囊

古人认为，疫毒是一种偏性极强的邪气，可以用药物的偏性来克制疫毒的偏性。古人将药物制成香囊（香袋）或服器（如护膝、口罩、坎肩等）佩戴于身上，或悬挂于门户、帐前用来预防疫毒感染。民间曾有“戴个香草袋，不怕五虫害”之说。本次疫情爆发以来，各地中医院纷纷自制避瘟香囊，驰援武汉或者其他一线工作人员的新闻，屡见报端。意大利疫情吃紧，我国倾力相助派人捐物，其中2万枚防疫香囊也在医疗资源明细之列，足以说明其重要的实用价值。

五、艾草熏蒸避瘟

晋朝时葛洪在《肘后备急方》中提到：“断瘟疫病令不相染，密以艾灸病人床四角，各一壮，佳也。”古人非常重视趁未病时艾灸，以避免感染疫毒。除了传统艾灸穴位以增强机体抵抗疫病能力外，艾叶熏蒸在防疫应用也十分广泛。艾灸不但可用于治疗，亦可用于预防。现代药理研究表明，艾草主要成分为挥发油、黄酮类和鞣质类等，具有广谱的抗细菌、抗真菌以及抑制病毒能力。此次新冠疫毒以湿为主，或兼热，或兼寒。若能灸足三里，使脾胃中焦气机健旺，湿浊得化，疫毒自然不能伤人。

六、宣传疫病知识

封建时代普通人十分缺乏科学常识，对疫病了解不足，疫病一旦爆发，容易引起民众的恐慌，所以及时地宣传疫病的防治知识显得尤为重要。当时官府会编纂颁行简便易用的方书，刻录于木版或石条上，在村坊、交通要道公示，方便人们阅读和口口相传，这样对防止疫情蔓延更为直接有效。比如宋朝政府就曾大量印发医书，向各州县加以推广，向老百姓大力传播预防疫病的常识。

中国古代对于瘟疫还采取了许多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综合预防治理，例如种痘术、服用避瘟专方、药浴、涂抹法等。千百年来的抗疫实践证明一些古老的防疫方法至今仍行之有效，在今天依然指导着我们对抗各种疫病。最近对新冠肺炎的预防又一次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。随着社会文明和科学发展的不断进步，人类对付瘟疫的办法愈来愈多，手段也逐渐提高，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幅度下降，人类的生活质量和寿命明显升高。但是，切切不要忘记，瘟疫向人类的进攻从来没有停止过，瘟疫不时还会伺机发动反击，而不时出现“道高一尺，魔高一尺”的情景，所以我们永远走在“防疫”的路上。

审稿专家：广东省药学会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赵菊香、同济大学附属皮肤病医院 朱全刚